自郑玄注《仪礼》，大、小戴及庆氏三家学衰亡，汉魏之际，形成了郑学独盛的局面。

魏、西晋时期，王肃力反郑学，而独标新帜。王肃曾习今文经学，又治贾逵、马融所传古文经学，也是一位通儒。他作《仪礼注》及《仪礼·丧服经传注》，处处与郑玄立异：郑《注》用今文说，他就以古文说驳之；郑《注》用古文说，他就用今文说驳之。所以《礼》学到了王肃手里，混淆今古文家法更甚。至此，《仪礼》原本的今文经学面目已不复存在。又有蜀国李[生僻字无法输入]，亦注《三礼》，而依准于贾、马古文学，虽与王肃殊隔而不相谋，然其《礼》说之意归多同，是亦足为王学张目。王肃又因托姻于司马氏，借助于政治上的力量，得使其《礼》学列于学官。因此在魏、西晋时期，王学几夺郑学之席。但西晋灭亡，王学亦随之衰微。东晋建立后，《三礼》唯郑氏学。元帝初年立郑氏《周礼》、《礼记》博士，元帝末年，又增立郑氏《仪礼》博士。

南北朝时期，国家分为南北，经学亦分为南学、北学。然《北史·儒林传》曰：“《礼》则同遵于郑氏。”南朝通《三礼》学者甚众，据《南史·儒林传》，何佟之、司马筠、崔灵恩、孔佥、沈峻、皇侃、沈洙、戚衮等皆通《三礼》。而雷次宗《三礼》之学最有名，时人将其与郑玄并称为“雷郑”。治《仪礼》则专家尤众，明山宾、严植之、贺玚等皆精《仪礼》，而鲍泉“于《仪礼》尤明”（见《南史》本传）。当时南朝社会划分为士庶两大阶级，故治《仪礼》者，多偏究《丧服》。而王学的影响，也依然存在，学者每兼采之以为说，并非专遵郑氏学。

北朝治经学，号为大儒者，首推北魏徐遵明。徐遵明兼通诸经，《三礼》则宗郑氏学。据《北史·儒林传》，北朝“《三礼》并出遵明之门”。徐遵明传李铉等，李铉撰《三礼义疏》。李铉传熊安生等。熊安生传孙灵晖、郭仲坚、丁恃等，“其后能通《礼经》者，多是安生门人”。又有北周沈重，为当世儒宗，撰有《仪礼义》三十五卷。

隋平陈而统一天下，经学之南、北学亦随之统一。皮锡瑞曰：“天下统一，南并于北；而经学统一，北学反并于南。”（《经学历史》第七节）然于《仪礼》，仍以郑学为本。《隋书·经籍一》曰：“唯郑《注》立于国学。”当时治礼学最著名的，要数张文诩，史称“特精《三礼》”，“每好郑玄注解”（《隋书》本传），唯不闻有著作传世。

唐朝初年，太宗诏颜师古考定五经文字，撰成《五经定本》，颁布天下。又诏孔颖达等撰《五经正义》，亦颁布天下，并作为明经取士的依据，实现了真正的经学大一统。但唐初不重《仪礼》，所诏定的五经中，《三礼》只有《礼记》。唐高宗永徽年间，太学博士贾公彦撰《仪礼义疏》四十卷（即今《十三经注疏》中的《仪礼注疏》），专门对郑《注》进行疏解，遂使郑氏《仪礼》学得以保存下来。据两《唐书·儒学传》，贾公彦之《礼》学受自张士衡，张士衡受自刘轨思、熊安生，是亦郑学之渊源有自。开元八年，国子司业李元瓘上疏请立《仪礼》博士，朝廷从其议，于是《仪礼》始立学官。但所立之《仪礼》是否用的贾《疏》本，就不可确知了。《仪礼》虽立学官，仍然传习者不多，因此到了开元十六年国子祭酒杨玚上奏说：“《周礼》、《仪礼》及《公羊》、《穀梁》殆将废绝，若无甄异，恐后代便弃。”（《旧唐书》本传）杨玚本传还说：“玚常叹《仪礼》废绝，虽士大夫不能行之。”是可知唐代《仪礼》学虽相续不绝，但已衰微。

宋初经学仍然袭唐人之旧，将《三礼》、《三传》、《易》、《诗》、《书》九经列于学官，并用以取士，且将这九经的《注疏》本都镂版附印。宋又增《论语》、《孝经》、《尔雅》、《孟子》四种《注疏》，皆立学官，于是《十三经》与《十三经注疏》之名始立。然宋自庆历以后，经学为之一变。唐以前经学，多笃守古义，学者各承师传，无取新奇，渊源于汉学。庆历以后，始兴疑古之风，不信前人《注》《疏》，务出新义。《仪礼》学本实学，所以受宋学风气影响不甚深。然北宋于《仪礼》学无可称者，神宗熙宁年间王安石又废罢《仪礼》学官，于是学者鲜治其经。至南宋，孝宗乾道八年两浙转运判官曾隶刊郑氏所注《仪礼》十七卷，张淳为之校定，参照多种版本，订正经注中的误字，撰成《仪礼识误》一书，“最为详审”（《四库提要》）。李如圭撰成《仪礼集释》十七卷（今本分为三十卷），全录郑玄之《注》，又旁征博引以为之释，多发贾《疏》所未发。魏了翁撰《仪礼要义》五十卷，盖因郑《注》古奥，而贾《疏》文繁，于是取《注》《疏》之精华，撰成此书，“其梳剔爬抉，于学者最为有功”（《四库提要》）。其后朱熹及其弟子黄榦撰《仪礼经传通解》，以《仪礼》为经，而取《周礼》、《礼记》及诸经史杂书所载有及于礼者，皆以附经之下，具列《注》《疏》及诸儒之说，以成是书，是其学未免宋学风气，而混合《三礼》以谈《礼》，则比郑玄更甚。又有朱熹弟子杨复撰《仪礼图》十七卷，亦颇有益于学者。由上可见，宋代《仪礼》学虽微，然较之唐代，则为可观。

元明经学，仍未脱宋学风气。元代取士不用《仪礼》，罕有治其学者。唯当时名儒吴澄颇研习《仪礼》，并做过校订工作。吴澄撰《仪礼逸经传》二卷，杂采诸书，指为《仪礼》逸文。其书编纂体例，盖仿朱熹《仪礼经传通解》。又有敖继公撰《仪礼集说》十七卷，以为郑《注》疵多而醇少，于是删其以为郑说之不合于经者，而更为之说，亦是宋学风气所使然。

明代《仪礼》几成绝学，郝敬竟谓《仪礼》不可为经，其所撰《仪礼节解》，几尽弃《注》《疏》而更为己说。张凤翔撰《礼经集注》，主朱熹以《仪礼》为经之说，然其大旨则以郑《注》为主。其后有朱朝瑛撰《读仪礼略记》，于经文不全录，而所采多敖继公、郝敬之说。可见明代《仪礼》学最无可称者。

清代号称经学复盛时代，然清初犹未脱宋学遗风。至乾隆以后，汉学大著。乾隆年间，特刊《十三经注疏》分布学宫。乾隆十三年，又钦定《三礼义疏》，其中《仪礼义疏》四十八卷，多宗敖继公说，而兼用郑《注》。此后《仪礼》之研究和著述渐盛，著名的学者和著作甚多。如张尔岐《仪礼郑注句读》十七卷，全录郑《注》，摘取贾《疏》，而略以己意断之，并定其句读而疏其章节，该书最具家法，颇为学者所称道。万斯大尤精《三礼》，其所著《仪礼商》二卷，取《仪礼》十七篇，篇为之说，颇有新意。方苞晚年自谓治《仪礼》十一次，用力最勤，所著《仪礼析疑》十七卷，举《仪礼》之可疑者而辨之，亦创获颇多。福建海防同知吴廷华，去官后隐居萧寺，“穿穴贾孔，著二礼《疑义》数十卷”。其《周礼疑义》今存，《仪礼疑义》或即今所传《仪礼章句》十七卷（参见《四库提要》）。该书于篇内划分章节，析其句读，训释多本郑贾，亦兼采他说，附“案”以发明其义，行文至简约，颇有补于《礼》学。蔡德晋《礼经本义》十七卷，引宋元明以来诸家之说，与《注》《疏》互相参证以发明其义，于名物制度考辨颇悉，亦兼出新义。盛世佐《仪礼集编》四十卷，搜辑古今说《仪礼》者一百九十七家，而断以己意，持论严谨，无浅学空疏之谈，于诸家谬误，辨证尤详，是研究《仪礼》的一部很好的参考书。他如沈彤的《仪礼小疏》、褚寅亮的《仪礼管见》、胡匡衷的《仪礼释官》、江永的《仪礼释宫增注》、程瑶田的《仪礼丧服足征记》等，都是一时的名著。而其中最有名、也最有功于《仪礼》学的，要数胡培翚的《仪礼正义》、张惠言的《仪礼图》和凌廷堪的《礼经释例》三部著作了。胡氏的《仪礼正义》四十卷，约有四例：一曰疏经以补《注》，二曰通《疏》以申《注》，三曰汇各家之说以附《注》，四曰采他说以订《注》，是亦《仪礼》之新《疏》，是一部《仪礼》学集大成的著作，后世研究《仪礼》者，皆不可舍其书。张氏《仪礼图》六卷，按照《仪礼》各篇礼仪的演进，每一重要的仪节皆绘制一图，每图皆详其宫室建制、礼器人物的位置以及行礼过程中人与物处所方位的变化等，使难明的礼文，视其图即可一目了然，甚便于学者。凌氏《礼经释例》十三卷，把《仪礼》中的礼例分类归纳为二百四十六例，他在《序》中自称是“矻矻十余年，稿凡数易”而成，又说《仪礼》之“节文威仪，委曲繁重。骤阅之，如治丝而棼，细绎之，皆有经纬可分也；乍睹之，如入山而迷，徐历之，皆有途径可跻也。是故不得其经纬途径，虽上哲亦苦其难；苟其得之，中材固可以勉而赴焉”。他撰此书的目的，就在于“聊借为治丝登山之一助”。凌氏此书对于读《仪礼》，可收到触类旁通的效果，是我们今天理解《仪礼》的一把很好的钥匙。

由上可见，《仪礼》学到了清代，堪称蔚为大观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