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礼》中所记载的各种繁缛的礼仪，早被古人视为不切时用。例如韩愈就曾经说：“余尝苦《仪礼》难读，又其行于今者盖寡，沿袭不同，复之无由考，于今诚无所用之。”（《韩昌黎集》卷十一《读仪礼》）朱熹也曾多次说：“古礼于今实难行。”又说：“‘礼，时为大’。有圣人者作，必将因今之礼而裁酌其中，取其简易易晓而可行，必不至复取古人繁缛之礼而施之于今也。古礼如此零碎繁冗，今岂可行！”（《朱子语类》卷八十四《论考礼纲领》）

随着封建社会的覆灭，《仪礼》所记载的各种礼仪制度，已经失去了社会凭借，成了历史遗迹。但《仪礼》作为一部重要的传统文化典籍，仍具有十分宝贵的价值。

中国古代社会，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都是实行礼制的社会，这正是《仪礼》一书得以产生和流传的根本原因。通过《仪礼》一书，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古代的统治阶级是怎样利用礼来为维护和巩固他们的等级制度服务的。尽管《仪礼》中所记载的礼仪，封建统治阶级也因其过于繁缛而感到不切实用，但一直把它尊为经，作为议礼、制礼的重要依据。这一点，我们只要略翻《二十四史》中的《礼志》，或《通典》、《文献通考》等书，就可以找出大量的例子。如果不依《仪礼》的礼例，或不参照其中的仪则，就会受到批评。如朱熹就曾批评说：“横渠（张载）所制礼，多不本诸《仪礼》，有自杜撰处。”相反，他对于遵循《仪礼》者则加以肯定，说：“如温公（司马光），却是本诸《仪礼》，最为适古今之宜。”（《朱子语类》卷八十四《论后世礼书》）所以，《仪礼》一书对于我们今天认识和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特别对于认识和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所实行的礼制，具有重要意义。

礼学与仁学相辅相成，是中国古代儒家学说的核心。《仪礼》则是儒家礼学最早、也是最基本的文献。要研究中国古代的儒家思想，特别是儒家的礼学思想，《仪礼》是必读的文献。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在中国古代社会里，儒家的礼学思想已经成为国家统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指导人们思想和言行的准则，以及伦理道德的规范，即孔子所谓“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这些准则和规范不是空洞的、抽象的，而是通过一系列礼仪和礼容的具体要求来体现的，而《仪礼》就是统治阶级提出和确定这些要求的重要依据。例如我们只要读一读《士相见礼》，就可以看到中国古代社会中某些礼仪和礼容要求的根据所在。所以《仪礼》一书不仅对于研究儒家的礼学，而且对于研究古代社会中人们的思想、生活和伦理道德观念等，都有重要意义。

《仪礼》一书还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由于《仪礼》中记载最多的是士礼，因此《仪礼》一书集中而大量地提供了有关中国古代士的阶级地位、士内部的等级关系、士所担任的职官、士的生活和经济状况等方面的材料，为现今所知其他任何一种文献所难以比拟。《仪礼》中所记载的从天子到诸侯、到卿大夫、到士的不同的礼仪，以及通过这些礼仪所体现的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则是我们研究中国古代阶级关系的重要资料。《仪礼》中还保留了许多有关中国古代职官的材料，是我们今天研究中国古代官制的宝贵资料。清人胡匡衷曾作《仪礼释官》，已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先例。又如《仪礼》中所记载的中国古代的宫室制度、服饰制度、饮食制度以及大量的礼器的应用制度等，对于我们今天研究古史，以及在考古学上，都有重要价值。

读懂《仪礼》，对于我们读懂许多其他古代文献，是十分重要的。因为中国古代文献中有许多关于礼的记载，或者说许多记载都涉及到礼，没有读过《仪礼》的人，对于有关记载就很难真正理解。例如，没有读过《仪礼》，就很难读懂《礼记》和《周礼》的有关篇章，也一定很难理解《荀子》的《礼论》篇。又如，《左传》宣公十八年记鲁公孙归父受宣公之命聘于晋，回来时，宣公已死，于是“子家（公孙归父的字）还，及笙（地名），坛帷，复命于介。既复命，袒，括发，即位哭，三踊而出”。没有读过《仪礼》的《聘礼》和《丧服》，对于《左传》这段记载中所涉及到的礼，就不可能真正理解。再如，《论语·八佾》篇记孔子曰：“射不主皮。”如果没有读过《乡射礼》，也就很难理解这句话的意思。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如果细心读过《仪礼》，自然就有体会了。